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结束长征胜利抵达陕北90周年。在延安十三年（1935-1948）光辉而艰苦的奋斗历程中，各边区、解放区的人民群众在中国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工业生产的奇迹，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样的一个过程展现出红色设计在工业和艺术两个层面的重要影响力：它不仅面向人民、服务人民，展现出设计在商业活动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性；也向人民进行宣传和教育，充分将设计的社会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

　　本次展览聚焦于延安十三年中，“技术”和“艺术”这一对助推抗战事业、革命事业的“隐形的翅膀”，再现边区人民的日常生活和革命岁月。本展览包括序厅“背影与足迹：延安十三年大事记”和“刀锋与烟火：为人民的阅读而设计”“现代与黎明：现代化工业与政治形象的塑造”“日常与狂欢：为人民的生活而设计”“身体与健康：为人民的健康而设计”“启明与重塑：为人民的教育而设计”“转向与新生：延安文艺座谈会与人民性设计的落地”这六大板块，将从较为全面而多维的角度展现延安时期中国红色设计的发展历史，并试图以研究性视角挖掘它们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的延续性。因此，本次展览的展品并非完全限定于1935年至1948年这一段时间范畴，也包括部分1949年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关设计作品。

　　延安时期的红色设计，其最大特征就是“人民性”，通过设计为人民服务也一直是中国当代设计师的理想和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广义上的“延安设计”不仅决定了新中国设计的骨架与面貌，也成为中国设计的内在精神与价值判断的标准。这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应该被永远继承下去！

　　延安时期，中国文艺在木刻创作领域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涌现出古元、彦涵、刘岘等木刻大师，为后世留下了众多优秀的木刻艺术作品。木刻成为延安主要的视觉艺术形式绝非偶然：一方面，延安的物资条件落后，很多艺术创作类型缺乏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木刻在本质上是一种传统的印刷技术而非简单的艺术介质，宣传和教育的需求使木刻回归了印刷这一基本的“生产”的功能。延安时期，木刻被大范围的使用在书籍、报刊甚至钞票的设计与生产，这种“刚性需求”成为木刻艺术最好的产床。

　　当黄土高原的“黎明之光”穿透抗战岁月的硝烟，“延安”以一种独特的历史主动性和先进创造力，在民族救亡与社会生产转型的双重背景下勾勒出了现代中国的“雏形”。本板块聚焦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边区工业化进程与政治活动之间的深层关联，通过三大主题内容——现代性崇拜的精神图景、工业工程的物质实践、七大会场的视觉叙事，来共同展现党和人民在革命根据地构建现代性话语与国家形象的生产智慧。在现代性崇拜部分，边区机器厂出版物及纸币上反复出现的“火车”等意象直观反映了延安时期的机械崇拜与工业审美，而轮轨操作的动态图景和艺术画作则生动塑造了“现代工人的劳动形象”。在工业工程部分，依托七大场馆及延安玻璃陶瓷厂的实况，以及设计师“张协和”与延安重工业之父“沈鸿”相关事迹与著作，具象化呈现边区工业化实践的发展体系，为革命政权奠定物质基础与技术条件。在七大会场的视觉叙事部分，通过建筑模型、七大投票箱、旗插等实物结合129师献礼七大降落伞传达出以视觉秩序建构政治认同和思想信念的目和意图。

　　“日常与狂欢”以延安时期边区的物质文化与精神生活为核心，通过两个不同的侧面来系统呈现人民日常生活的真实状态。“狂欢”指的是延安时期各解放区举办会展和演出活动，在当时它们是一种“非日常生活”，它们以一种时间、空间和行为模式的共享塑造了边区生活的节日氛围与集体记忆。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些当时的“非日常生活”与“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一样，向我们还原了延安时期边区日常生活的各个侧面，即边区的“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参与的各种事件，以及他们通过种种物质的消费与互动所形成的感官体验与集体记忆。

　　延安时期的健康科普设计，承载着守护民众生命安全和提升国民体质的历史使命。本单元聚焦六个方面：一是身体的重新认知，从人体解剖图谱到显微细菌图像，设计师推动公众建立对疾病与防疫的基础认知，让身体科学走入大众视野；二是战地医疗设计，医疗手册和救护图示，有效指导一线救护实践，成为前线生命保护的重要工具；三是医疗知识的专业化实践，专业期刊与图书系统化传播医学知识,构筑了解放区初步的医疗知识体系；四是健康科普的大众化实践,面向广大群众的健康科普宣传则更强调通俗易懂，使防疫常识与急救方法深入人心；五是妇幼健康的实践，以通俗的助产、育婴图书和实用的接生包、产床设计等，推动女性身体的科学化认知与实践；六是身体的运动和开发,展现解放区对身体运动的推广和实践。

　　郭钧1941年创作的木刻版画《普及卫生知识》描绘了展览会中宣传员使用挂图进行科普教育的场景

　　延安时期围绕教育的设计,承载着启蒙民众与改造社会的双重使命。本板块聚焦三个方面：一是冬学与扫盲教育,通过《农村应用文》《农民速成识字教材》等出版物和相关版画与图像，重新构建起延安时期通俗、实用的民间识字体系，并展现“新文字”运动在边区的发展；二是解放区教材设计，涵盖国语、历史、自然等内容,边区的教材图文并茂、贴近生活，辛安亭编纂的儿童读物等展现了设计与教学的深层次地融合；三是延安高等教育建设，从政治、艺术到技能教育多线并行，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劳动抗战结合，形成独特的育人理念。这些围绕教育展开的设计，映照出延安时期“为人民而设计”的内在诉求。

　　延安文艺座谈会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从而大众化、民族化的文艺创作实践在延安真正落地。“旧瓶装新酒”成为一种有效的、快速的大众化创作方法，文艺工作者通过对民间艺术形式做改造，创造出新年画、新洋片、新窗花等符合中国人民审美的设计艺术形式；《兄妹开荒》等新秧歌更是在边区广受欢迎，新歌剧《白毛女》则成为广受人民欢迎的经典剧目。